天天頭條：“文學生活”是沒有終點的“對話”

山東省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、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、博士生導師叢新強學術新著《世俗與神圣之間》，日前由海峽出版發行集團·海峽文藝出版社出版。該書由山東大學網絡文學研究中心策劃，并列入山東大學雙一流建設暨學科高峰計劃資助項目。

在此之前，叢新強已經出版《當代中國文學的宗教維度》《莫言長篇小說研究》《新時期文學視野中的“新生代”小說與文化延伸》等專著。從《世俗與神圣之間》一書中，可以了解到作者近期的文學研究最新成果與學術觀點。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，叢新強說：“收到本書中的文章代表了我的幾個學術關注點。”

“文學生活”并非一個日常術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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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持續進行的既往研究，叢新強的學術關注點近期聚焦溫儒敏先生提出并論證的“文學生活”命題，并且正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“20世紀50—70年代的中國文學生活研究”。

作為一個學術性概念，“文學生活”有其特定指向。相對于傳統的文學批評與研究，“文學生活”側重強調“普通國民的文學活動”，充分意識到文學與各種媒體間的滲透和互動。叢新強說：“這一全新的概念，并非通常所意會的字面意義的表達，而是具有哲學意義的思辨性和邏輯展開，否則不過是一個日常術語而已。”

他認為，面對“全球化”本質存在的“全球對話主義”“文學生活”至少關涉三個問題，“第一，文學生活處理的是‘自我’與‘他者’的關系；第二，文學生活是一種‘文學對話’；第三，文學生活是一種‘文學行動’。”

叢新強以“對話”與“行動”為兩個關鍵詞，對“文學生活”的內涵進行細致闡釋。他說，“文學生活”不是按照“我們”的“意愿”發生、發展的，它是一種永遠開放性的研究，而且是一種無法預料結果的研究，甚至“我們”不能準確把握研究的過程，所以其創造的“生長點”和產生的“思考”或許大于研究本身。“文學生活”意義上的“對話”，本質上說是一種沒有“前提”的對話，如果說非要有什么對話的“前提”的話，那就是對“自我”存在的反思和對“他者”身份的尊重。而在這種情況下，又再次構成“文學生活”概念的“提出”和“展開”。

他認為，“文學生活”研究從根本上就處在“對話”之中，其間涉及的每一個“主體”都互為對話者，“‘對話’賦予‘他者’以主體性的維度，從而使得‘主體’之間得以相互改變的承認。”

叢新強舉例，文學與影視的互動關系，就是“文學生活”中的互為主體性的對話。影視吸收文學的能量以激活自身，而文學則借助影視的傳播獲得擴展的機會。在影視發展中，文學著作往往成為影視工作者改編拍攝的首選。文學何以成為影視最需借助的資源？因為它所提供的故事、人物及其語言構成其中的核心要素。張藝謀導演就曾說過：“我們研究中國電影，首先要研究中國當代文學。因為中國電影永遠沒有離開文學這根拐杖。”從文本到劇本的歷程無論如何，文學對影視的基礎性作用迄今為止都是其他因素和資源無法取代的。

反過來說，影視對于文學的影響又大致具有負面和正面的兩種表現。從負面效應來說，由于改編帶來的對原著和原著作者的宣傳效應和經濟效益，影響了作家的創作心態，也就出現了作為影視改編備選作品或腳本的小說，影視化痕跡明顯。評論家胡平先生在《視聽時代文學與影視關系如何重構》一文中曾概括，影視化痕跡明顯的表現特征概括起來主要是：“主題健康而膚淺；注重故事情節，而故事又好不到哪兒去；忽視生活的豐富質感，忽視細節描寫，忽視閑筆，真把小說寫成了單線的單純結構；取消了細膩的心理刻畫；對話過多等。”

叢新強認為，說到底，“文學生活”就是“對話”，這個“對話”沒有終點。通過不同層面的不間斷的“對話”，文學的現時經驗和過去經驗得以不斷交流，文學的“外循環”得以形成。

勾勒莫言小說新作的精神特征

叢新強教授在學術領域還有一個產生影響的方面，就是關于莫言文學的研究。目前，他還擔任山東大學莫言與國際文學藝術研究中心主任，兼任山東省莫言研究會副會長。他說：“圍繞這一領域我發表了系列論文，還出版了專著《莫言長篇小說研究》。收入本書的幾篇文章較有代表性，雖然莫言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已經有目共睹，但我還想在其‘中短篇小說’文本解讀和作家主體意識及文學思想研究等方面有所建樹。”

在莫言小說新作的精神特征方面，叢新強進行了深入思考。諾獎之后，莫言公開發表的代表性新作主要在于短篇小說，包括《天下太平》和以“故鄉人事”命名的《地主的眼神》《斗士》《左鐮》及《等待摩西》《詩人金希普》《表弟寧賽葉》等，這些作品后來收入了莫言小說集《晚熟的人》。

叢新強認為，盡管這一系列的創作依然來自那個廣義的“故鄉”，卻呈現了新的精神特征，并通過真實兩難的時代境遇、善惡難辨的人性面相、恩仇并泯的精神旨歸等方面生動體現。

他舉例說，在莫言的創作歷程中，對“打鐵”情有獨鐘。成名作《透明的紅蘿卜》中，老鐵匠和小鐵匠的“打鐵”場景被描繪得淋漓盡致。《姑媽的寶刀》的開篇“民歌”也正是從“鐵匠”入手演繹出“寶刀”的故事。《豐乳肥臀》中作為鐵匠妻子的上官呂氏，實際上打鐵的技術比丈夫要強許多，只要看到鐵與火就熱血沸騰，創造了女人打鐵的先河。《生死疲勞》中的西門鬧，第一次生命轉換形態是“驢折騰”。小說中寫到單干戶藍臉帶著西門驢上蹄鐵之時，面對的還是鐵匠鋪。

到了新近的《左鐮》，莫言開篇“小引”就是“打鐵”。每年的麥收時節，鐵匠老韓一行三人便來到村頭，不僅為鄉民打造出實用的鐵具，更塑造了一道獨特的風景，旋即形成三錘輪打的熱烈的勞動場面。本來和諧而妙趣橫生的渲染到位的“打鐵”畫面，因為田千畝提出的一把“左鐮”而被打破，從而引發一段牽腸掛肚的恩怨人生。

在《左鐮》中，莫言寫道：“三個人站成三角形，三柄錘互相追逐著，中間似乎密不透風，有排山倒海之勢，有雷霆萬鈞之力，最柔軟的和最堅硬的，最冷的和最熱的，最殘酷的和最溫柔的，混合在一起，像一首激昂高亢又婉轉低回的音樂。這就是勞動，這就是創造，這就是生活。少年就這樣成長，夢就這樣成為現實，愛恨情仇都在這樣一場轟轟烈烈的鍛打中得到了呈現與消解。”

叢新強說，在《左鐮》中，人生的恩怨糾葛，就在這樣的結局中得到釋放。看起來是鍛打一把左鐮，本質上也就是修煉一種人生。面對生命本身的殘酷，生命的過程卻可以選擇溫柔，正所謂“相逢一笑泯恩仇”。莫言一貫的殘酷敘事無論程度如何，終究是為了實現恩仇并泯的精神旨歸。

莫言的小說集《晚熟的人》，收入他2020年上半年創作的《晚熟的人》《賊指花》《火把與口哨》《紅唇綠嘴》等。對于小說集中的這些作品，叢新強通過單篇筆記的方式，逐一進行了解讀。關于《紅唇綠嘴》，叢新強認為，小說不禁讓人想起魯迅先生的《故鄉》，人物之間也有可圈可點之處。小說中，“我”由京返鄉看望病中的父親，遇見當年的覃桂英、如今的“高參”。“高參”的確不一般，已經不是傳統鄉間的農民形象了。莫言發現了互聯網時代的農村中的“新人”。只不過，這類“新人”所謂的深諳網絡之道，所謂的充分利用“在合法與非法之間有寬闊的縫隙”，所謂的“賣謠言”，又何嘗不是一把雙刃劍？

叢新強說：“莫言的創作總是密切關注時代變遷中的人性特質，尤其注重人類文明思想和終極文學精神的借鑒與吸收，同步成就并展現出獨樹一幟的主體自覺意識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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